曾纪泽外交斡旋

曾纪泽外交斡旋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曾纪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晚清闻名政治家曾国藩的次子，他并未仅仅荫庇于父辈的功业之下，而是凭借卓越的语言天赋、深厚的西学素养和坚韧不拔的谈判意志，在帝国风雨飘摇、国势衰微之际，折冲樽俎，为国家挽回利权，谱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难得一见的华彩篇章。其外交生涯的核心，便是围绕伊犁问题与沙俄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改约谈判。

1871年，沙俄趁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中国西北边疆局势混乱之机，以“代管”为名，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清政府平定阿古柏叛乱后，于1878年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收回伊犁。然而，昏聩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威逼哄骗下，于1879年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虽名义上收回伊犁城，却割让了伊犁西境、南境大片战略要地，并许以俄国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商路，赔偿兵费等特权，致使伊犁成为一座三面被围的孤城。消息传回，朝野哗然，清廷迫于舆论压力，拒绝批准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

在此危局之下，曾纪泽临危受命，以驻英法公使兼任驻俄公使的身份，于1880年赴圣彼得堡，肩负起“虎口索食”的改约重任。彼时局势异常凶险：沙俄因清朝拒约而恼怒，在伊犁边境和沿海集结重兵，战役阴云密布；西方列强多袖手旁观，甚至倾向俄国；清廷内部和战分歧严峻，国力军备远逊于敌。曾纪泽面临的是一场近乎绝望的谈判。

然而，曾纪泽进行了精心的预备。他深知“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艰难，制定了“重界轻商”的谈判原则，即首要目标是挽回被割让的领土，在通商、赔款等条款上则可做适当让步。在谈判桌上，他展现出与崇厚截然不同的风范：

其一，据理力争，不卑不亢。他熟谙国际公法，利用俄土战役后俄国财政困难、不愿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弱点，以法理和情理驳斥俄方无理要求。面对俄方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华公使布策的狡辩与吓唬，他从容应对，反复申明伊犁本为中国领土，俄国理当归还。

其二，策略灵活，刚柔并济。在坚持领土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他在通商、设领、赔款等方面展现灵活性。例如，同意增加赔款数额（从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以换取俄方在领土问题上的退让。

其三，借助舆论，巧为周旋。他利用长期驻节英法的经历，与英法等国政要、媒体保持接触，适时披露谈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俄方的嚣张气焰。

经过长达半年、反复数十轮的激烈交锋，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与崇厚所签旧约相比，新约取得了显著成果：

《里瓦几亚条约》与《中俄改订条约》主要条款对比条款类别《里瓦几亚条约》（崇厚所签）《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改订）得失分析领土割让伊犁西境、南境（特克斯河流域等）大片土地收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约2万平方公里战略要地，仅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地挽回部分重要领土，保住了伊犁的战略安全屏障通商与设领俄商在蒙古、新疆全境免税；增辟多条商路；增设多处领事馆取消俄商在蒙古、新疆免税特权；商路有所限制；设领地点减少一定程度上收回了经济利益和行政主权赔款赔偿兵费500万卢布增为900万卢布以经济代价换取领土和主权上的重大挽回其他诸多模糊不清的损害主权条款条款表述更为清楚，减少后续纠纷

尽管新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付出了更多赔款并丧失了部分权益，但在当时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能从强盛的沙俄口中“已投之食”夺回部分，已是了不起的外交胜利。梁启超赞誉其为“晚清外交唯一之成绩”。

曾纪泽的外交才华并不仅限于对俄谈判。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他亦积极维护华工权益，就英国限制华人入境问题提出抗议；为北洋水师订购“致远”、“靖远”等主力舰艇，积极推动海军建设；在与法国就越南问题的早期交涉中，力主强硬，反对容易放弃宗藩关系。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其外交实践的全景。

更为重要的是，曾纪泽的外交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他主张“握利权、树国威”，认为外交必须建立在自强的基础上。他提出处理对外关系应“持之以定力，驭之以机智”，既要坚守原则，又需通权达变。他还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关系中“均势”的存在，主张利用列强矛盾。他的外交文书逻辑严密、情理交融，其《曾惠敏公遗集》中的外交公文，至今读来仍觉锋芒内敛、正气凛然。

总而言之，曾纪泽在伊犁问题上的外交斡旋，是弱国外交的一次经典案例。它证实，即便在国力悬殊的背景下，凭借外交官的聪明、勇气和缜密预备，依然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他的成功，不仅在于挽回了一片山河，更在于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在屈辱时代里恪尽职守、勇于任事、智勇兼备的职业外交官典范。其事迹与精神，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