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山西巡抚事

毓贤山西巡抚事

在中国近代史，特殊是晚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谱系中，毓贤是一个无法绕开且极具争议性的核心人物。他作为清廷保守派官员的代表，其于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的作为，不仅深刻影响了华北地区的政局演变，更因其极端排外与血腥手段，成为中外关系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悲剧章节。深入剖析毓贤在山西的行事逻辑、政策轨迹及其历史后果，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理解那个动荡时代清廷内部的政治博弈、社会矛盾的交织激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宣泄。

毓贤（1842-1901），字佐臣，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以捐纳出身。其仕途早期以“能吏”和“酷吏”双重形象著称，尤其在山东任职期间（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直至巡抚），即以严肃镇压民间秘密会社与盗匪著名。然而，面对甲午战后日益高涨的、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拳（后清廷改称“义和团”）运动，毓贤的态度经历了从镇压到招抚利用的急剧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强烈的仇外排外思想与清廷高层（以端王载漪、刚毅等为首）企图利用民力对抗外国压力的政治策略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五年三月，毓贤由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他将山东的经验与政策完整地带入了山西，并因其在“天子西狩”路途上的特别位置，使山西的局势发展更具典型性与残酷性。

毓贤在山西任内的核心政策，可以概括为“全面招抚、武装团民、极端排外”。其主要举措与事件如下：

首先，政治定位与组织整编。毓贤抵晋后，立即明确肯定义和团为“义民”，公开告示支持其活动。他下令将各州县义和团民编入清军序列，由官府供应饷银、武器（如刀矛）和服饰标识，使散漫的民间拳会迅速组织化、半官方化。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山西境内义和团的声势，拳坛遍地设立，省城太原成为运动中央之一。

其次，舆论煽动与暴力升级。毓贤利用其行政权威，大力宣扬排外仇教思想。他曾在巡抚衙门前展示其刀，称此刀曾斩杀洋人，激励团民效仿。在其鼓动和纵容下，山西全境针对外国传教士、中国教徒（教民）以及一切与洋务相关事物的暴力活动急剧升级，从拆毁教堂、劫掠教民财产，迅速演变为大规模、有组织的屠杀。

第三，太原教案与系统性屠杀。这是毓贤山西任期中最血腥的事件。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在清廷对外宣战、北京战斗正酣的背景下，毓贤在太原巡抚衙门辕门前，亲自监督了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的大规模处决。据多方史料记载，者包括天主教方济各会、英国浸礼会等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及其妻儿，其中不乏妇女儿童。此举引发了连锁反应，山西省各州县在官府默许乃至指导下，对境内的外国人与中国教民进行了系统性的清洗。遇难者总数难以精确统计，但山西因此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下表综合多方数据，粗略呈现了部分主要受害群体情况：

受害者类别主要来源/所属在晋主要活动区域遇害情况概述天主教传教士及家属意大利方济各会等太原、朔平、大同、潞安等地在太原集中处决数十人，各地总计超过百人。新教传教士及家属英国浸礼会、内地会等太原、汾州、平定等地在太原屠杀中遇害十余人，各地亦有伤亡。中国籍天主教徒（教民）山西各地本土信徒全省范围，尤以教堂所在村镇为甚遭受大规模屠杀、劫掠，详细数字不详，估计达数千乃至更多。与新式事务相关者学生、雇员等省城及通商口岸受到冲击，但非主要屠杀目标。

第四，应对“西狩”与政治投机。同年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途经山西。毓贤前往固关迎驾，获得召见。他极力向慈禧陈述自己“灭洋”的“功绩”与“忠心”，一度博得了逃亡朝廷的赏识，被命留京效力。这充分显示了毓贤将山西的极端政策视为个人政治资本的意图。

然而，历史的清算来得很快。随着清廷在战役中的彻底失败，不得不与列强议和。列强将毓贤列为“祸首”之一，严惩不贷。清廷起初试图保全，将其革职发配新疆，但在列强压力下，最终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月），在兰州途中追回谕旨，将其处死，以“谢天下”。

毓贤在山西的作为，其影响与延伸思索远超事件本身：其一，它暴露了晚清部分官僚极端保守、盲目排外的思想局限，他们企图利用原始的民族情绪对抗近代化冲击，最终导致灾害性后果。其二，山西的悲剧是清廷中心政策在地方被极端化执行的典型案例，反映了帝国末期中心权威失序与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恶性互动。其三，杀严峻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辛丑条约》中惩凶、赔款等苛刻条款提供了口实，加剧了民族危机。其四，事件对山西本地社会造成了长期创伤，教会关系、社区信任的撕裂需要数十年时间修复。

综上所述，毓贤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并非一个孤立的地方官员的妄为，而是晚清特定政治气候、社会矛盾与极端思想结合的产物。其政策从招抚团民到发动屠杀，清楚地勾勒出一条从政治投机走向血腥暴力的轨迹。这段历史警示后人，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盲目的排外行动，非但不能救国，反而会开启民粹与暴力的闸门，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深重灾害。对毓贤其人与山西教案的审阅，应置于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冲击的复杂困境中，既看到其个人的罪责，也需反思制度与时代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