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守北京护国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帝国遭遇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仓促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遭遇惨败，数十万精锐损失殆尽，英宗本人也。消息传回北京，举国震恐，朝廷陷入空前混乱。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一位文官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便是兵部左侍郎于谦。他所主导的北京保卫战，不仅捍卫了明朝的国祚，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辉煌的京师防备战例。

土木堡之变后，北京的防备力量极度空虚，“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朝廷内部弥漫着失败与逃亡的情绪。以侍讲徐有贞（原名徐珵）为首的一部分官员主张迁都南京，重演南宋旧事。要害时刻，于谦在朝堂上厉声反驳：“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的果断态度得到了皇太后孙氏和郕王朱祁钰（后为明代宗）的支持，最终坚定了固守北京的国策。随后，于谦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京师的防务。

于谦的备战工作紧张而高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方面展开：首先，确立新的政治核心，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尊英宗为太上皇，粉碎了瓦剌利用英宗进行政治讹诈的图谋。其次，紧急调集各地兵马入卫京师，包括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的运粮军等，迅速集结了约二十二万人马。第三，整顿军备，命令工部急速赶制兵器盔甲，并动员军民将通州仓库存放的数百万石粮食抢运入京，既充实了储备，又避免了资敌。第四，严厉军纪，惩处了土木堡败军之将的责任，并亲自巡视各营，鼓舞士气。最后，重新布置北京城防，任命了一批如石亨、范广等能征善战的将领负责九门防务，他自己则亲披甲胄，将指挥部设在德胜门外，以示与前线将士共存亡的决心。

北京保卫战主要将领及防务部署（正统十四年十月）城门守将兵力配置作战特点德胜门于谦、石亨（主力设伏区）精骑与神机营埋伏预设战场，主力决战西直门孙镗城防与机动部队结合交战激烈，多次击退攻势彰义门范广神机营火器部队以火器大量杀伤敌军安定门陶瑾步骑混合稳固防守，策应各方其他各门刘安、李瑞等分兵把守协同防备，确保防线无虞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瓦剌太师也先挟持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主力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原以为明朝国无君主，军心涣散，北京可旦夕而下。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严阵以待的明军和紧闭的城门。十三日，也先首先进攻德胜门。于谦早已在此设下重伏，先派小队骑兵诱敌深入，待瓦剌军进入埋伏圈后，神机营、火炮齐发，同时伏兵四起，石亨率军正面冲击，瓦剌军大败，其弟孛罗也被火炮击毙。随后，也先转攻西直门，守将孙镗率军力战，战斗异常激烈，在城头火炮增援及援军协助下，再次击退瓦剌军。十四日，瓦剌军猛攻彰义门，于谦命令守军将防守阵地前移，以神机营配合步兵，并在街巷设伏，再次予敌重创。城外民众也自发参战，登屋投石，呐喊助威。

经过五天激战，瓦剌军在各门均遭挫败，伤亡惨重。同时，明朝各地勤王军队正在向北京集结，也先深恐归路被截，加之利用英宗要挟的企图完全落空，于十五日夜裹挟英宗下令撤退。于谦察觉敌军动向，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敌营，并派精骑追击，在固安、霸州等地再次获胜，夺回大量被掳人口物资。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完全胜利。次年，也先见无隙可乘，将英宗送回，明朝的政权危机得以平稳渡过。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其意义远不止于守住一座都城。它避免了明朝重蹈晋室南渡、宋朝偏安的覆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北方疆域的稳定。于谦在战前、战中的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非凡能力：在政治上定策固本，拥立新君以稳定人心；在军事上积极防备，主动出击，依托城墙却不困守孤城；在后勤上周密筹备，保障了长期作战的可能；在士气上身先士卒，以文臣之躯亲临前线，极大地激励了全军。他的名言“社稷为重，君为轻”在此次事件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践行。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于谦的救时之功却为其悲剧结局埋下伏笔。景泰八年（1457年），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重登帝位。出于对皇权合法性的焦急与政治清算的需要，英宗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诬陷下，以“意欲”谋逆的莫须有罪名将于谦处死。这位挽救了国家与皇室的英雄，最终却成为皇争下的牺牲品。但正如其《石灰吟》所写：“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功绩与清白早已铭刻青史。后世如王世贞、张溥等史家均给予其极高评价，清乾隆帝亦追谥其为“忠肃”。于谦守北京，护的不仅是朱明一姓之国，更是华夏文明的气节与疆土，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精神，至今仍为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