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劾严嵩死谏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一个七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以惊天动地的《请诛贼臣疏》震惊朝野，将矛头直指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不惜以生命为赌注，上演了明代政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死谏。杨继盛，字椒山，北直隶容城人，出身贫寒，幼年丧母，牧牛为生，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苦学成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初授南京吏部主事，后迁兵部员外郎。其为人“铁骨铮铮，嫉恶如仇”，早年因弹劾大将军仇鸾市之议有辱国体，反被贬为狄道典史。此番经历，非但未挫其锐气，反而更坚定了其以死报国之志。

杨继盛的奏疏题为《请诛贼臣疏》，史称“五奸十大罪”疏。所谓“五奸”，即指严嵩通过控制皇帝耳目（间谍）、掌控票拟权（爪牙）、操纵厂卫（心腹）、结党营私（羽翼）、豢养干儿（走狗）五种手段，将世宗嘉靖皇帝彻底架空。而“十大罪”则条分缕析，直指其祸国殃民之实：“坏祖宗成法，窃君上大权，掩君上治功，纵奸子僭越，冒朝廷军功，引背逆奸臣，误国家军机，专黜陟大柄，失天下人心，敝天下风俗”（《明史·杨继盛传》）。字字如刀，句句见血，将严嵩集团把持朝政、贪赃枉法、败坏边防、祸乱朝纲的罪行揭露无遗。

然而，这份凝结着满腔忠愤的奏疏，却成了杨继盛的死劫。严嵩深谙世宗猜忌多疑的性格，巧妙地将矛头转向“二王”（裕王、景王），诬陷杨继盛受藩王指使，意在离间天家骨肉。此招正中世宗痛处，嘉靖帝勃然大怒，立即下诏逮捕杨继盛。严嵩党羽顺水推舟，刑部侍郎王学益受严嵩密令，必欲置杨于死地，竟以“诈传亲王令旨”的莫须有罪名，将其定为绞刑。

杨继盛在狱中所受之刑，惨绝人寰。据明代笔记《国榷》及《明史》记载，他被“拶、夹、杖”轮番施虐，体无完肤。挚友王继津探监时，见其双腿肿胀溃烂，腐肉深可见骨。杨继盛竟于深夜以碎瓷碗自剜腐肉，血流遍地而神色自若，狱卒见之惊骇失魂。其狱中遗笔《椒山遗嘱》及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他在狱中关押三年，备受酷刑，志节不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严嵩借“张经、李天宠秋决案”之机，将杨继盛之名暗附于死刑名单末尾，世宗不察，遂批准处决。临刑前，杨继盛昂首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时年四十。

明代嘉靖朝言官死谏严嵩集团部分案例表时间人物官职弹劾内容结局嘉靖三十年 (1551)沈炼锦衣卫经历劾严嵩十大罪杖毙于宣府嘉靖三十二年 (1553)杨继盛兵部员外郎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弃市嘉靖三十七年 (1558)王宗茂南京御史劾严嵩八大罪贬官病卒嘉靖四十一年 (1562)邹应龙御史劾严世蕃贪赃枉法成功倒严

杨继盛之死，成为压垮严嵩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死讯传开，天下悲愤，“京师有酒食相贺者，无不恸哭失声”（《明史纪事本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邹应龙再劾严世蕃，徐阶暗中支持，终致严嵩倒台。隆庆元年（1567年），新帝即位，追赠杨继盛为太常少卿，谥“忠愍”。保定民众为其立“旌忠祠”，香火不绝。其奏疏手稿，被门生装裱藏于绍兴卧龙山，后由王世贞作跋流传，成为士林气节的象征。

杨继盛的死谏，深刻反映了明代言官制度与皇权、权臣的复杂博弈。明制赋予科道官“风闻言事”之权，本意在于制约相权。但在嘉靖怠政、严嵩专权的特别背景下，言官系统沦为党争工具，耿直之士多遭屠戮。据《明实录》统计，嘉靖一朝因弹劾严嵩而遭贬谪、廷杖、下狱乃至处死者多达四十余人。杨继盛以微末之官，行必死之举，其意义远超个人生死，实为对明代政治生态的绝望抗争。清乾隆帝读其奏疏，慨然批注“明朝不杀言官，此何以？可见凡事不可执一而论”，道出了专制皇权下言路存废的残酷真相。

杨继盛殉道四百年后，其精神仍烛照后世。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取典正是东汉党锢与杨继盛故事。1936年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勉励《晨报》同人，亦是对椒山精神的隔代回响。这份以生命践行的诤谏精神，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中最悲怆而璀璨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