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乱朝纲

杨国忠，本名杨钊，唐朝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是唐玄宗时期闻名的外戚权臣。他凭借堂妹杨贵妃的恩宠，在短短数年间由一介微末小吏蹿升为帝国宰相，总揽朝政，权倾天下。然而，其专权乱政、结党营私、贪婪无度的行为，不仅加剧了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直接催化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最终将强大的唐帝国推向了衰落的深渊。其执政时期的一系列作为，堪称“乱朝纲”的典型。

杨国忠的发迹始于天宝年间。他早年行为放荡，不学无术，在蜀地从军，后因杨贵妃得宠，其族兄杨銛、杨锜及三位姐姐皆获封赏。杨国忠也被引荐入朝，凭借其精于算计和迎合上意的本事，迅速获得唐玄宗的赏识。他初掌财政，通过所谓“改革”充实了空虚的国库，这进一步巩固了玄宗的信任。天宝十一载（752年），在权相李林甫病逝后，杨国忠如愿以偿地接任右相，并兼任文部尚书（吏部尚书），集行政与人事大权于一身，开启了他独断专行的时代。

杨国忠乱政的首要表现是专权跋扈，排斥异己。他任人唯亲，将中枢要职尽付于杨氏亲信及阿附之徒，使得朝廷纲纪废弛。对于不肯依附的朝臣，则极力打击迫害。例如，他曾诬陷并逼死原宰相李林甫的亲信、户部侍郎王鉷，并借此案大肆株连，清除政敌。对于功勋卓著、手握重兵的边将，尤其是安禄山，杨国忠更是布满敌意。两人矛盾公开化，杨国忠屡次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反，一方面固然有其政治警觉，但更多是出于巩固个人权位、打击潜在威胁的私心。这种步步紧逼的策略，客观上刺激了早有异心的安禄山，加速了其叛乱的步伐。

其次，杨国忠在经济领域的政策虽一时敛财有术，实则竭泽而渔，加剧了社会矛盾。他继承推行和强化各种聚敛手段，如扩大“和籴”（名义上的议价购粮，实为变相强征）、增加杂税等，使得民间财富被大量搜刮至中心，而基层百姓负担沉重。下表简要列举了其经济举措及影响：

举措内容简述主要影响改革漕运与库藏整顿清运，将各地赋税折变为轻货（绢帛等），集中运抵长安，充实中心库藏。短期内朝廷财政收入显著增加，玄宗认为天下富足；但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运输成本转嫁地方。推行“和籴”之法以官方名义向农夫征购粮食，但往往压低价格或支付贬值的布帛，近乎掠夺。成为农夫的沉重负担，导致关中等地民生凋敝，民间积蓄空竭，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操纵货币铸造劣质钱币，导致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市场通货膨胀严峻，商人百姓利益受损，政府信用丧失。

在军事与边政上，杨国忠的刚愎自用与短视带来了灾害性后果。他对南诏的两次大规模用兵（天宝十载与十三载）最为典型。这两次战役均因边将骄横、处置失当而起，杨国忠为彰显功绩，不顾实际情况，力主兴兵。结果唐军遭遇惨败，前后伤亡总计超过二十万人。然而，杨国忠却向玄宗隐瞒败绩，谎报战功。这场毫无意义的消耗战，极大地损耗了帝国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储备，也暴露了朝廷中枢的腐败与无能。

最为要害的是，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成为“安史之乱”的直接。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早有自立之心。杨国忠的不断诋毁与掣肘，使安禄山深感不安，加速了其叛乱预备。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军势如破竹，直指长安。在此危难关头，杨国忠的表现依然堪称祸国：他先是盲目乐观，压制前线不利消息；随后又猜忌阻挠名将翰的固守潼关之策，强令其出关决战，导致唐军主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在叛军逼近长安的紧急形势下，杨国忠力劝玄宗放弃都城，逃往蜀地（其势力根基所在）。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疲劳愤怒的禁军将士在太子李亨（后为唐肃宗）一系及将领陈玄礼的默许下发动兵变。将士们将所有的怒火集中于杨国忠身上，指责其“谋反”，并将其乱刀。随后，杨贵妃也被迫缢亡。这场闻名的马嵬驿之变，标志着杨国忠时代的彻底终结，但大唐的盛世也由此一去不返。

综观杨国忠的执政生涯，其“乱朝纲”并非仅指个人品德败坏，更是指其系统性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秩序、经济基础和军事安全。他使相权蜕变为满意个人及家族私欲的工具，使朝廷决策机制被个人好恶所垄断，使国家财政沦为奢靡消费与无效战役的提款机，更使中心与边镇、君权与臣属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他的存在与作为，是唐玄宗晚年怠政、沉湎享乐、拒谏饰非的必然产物，也是盛唐体制内各种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杨国忠的倒台并未能挽回颓势，其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山河破碎的帝国，唐朝由此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中衰时期。历史将他牢牢钉在“奸相”的耻辱柱上，作为权力如何腐蚀制度、个人如何倾覆国家的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