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均贫富

在中国农夫战役史上，北宋初年川峡地区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其鲜明的“均贫富”口号和建立短暂政权的实践，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唐末黄巢起义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夫反抗，更因其提出了相对明确的经济与社会诉求，而深刻反映了唐宋之际社会结构剧变下的尖锐矛盾。

起义的爆发根植于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土壤。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为换取统治集团支持，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集中急剧加速。与此同时，宋朝对蜀地的政策尤为特别。自王全斌平蜀后，宋军纪律败坏，掠夺盛行；北宋朝廷又于成都设立“博买务”，垄断丝帛、茶叶等重要物资的贸易，并“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这沉重打击了当地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许多小农、手工业者和茶农陷入破产境地。正如《宋史》所载，“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社会贫富分化达到了极点，阶级矛盾一触即发。

在此背景下，青城县茶农王小波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聚众起事。他在动员群众时振聋发聩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这一“均贫富”的口号，直指当时最核心的社会矛盾，极大地鼓舞了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民众，“贫民由是附之者众”，起义军迅速壮大，攻占青城、彭山等地。起义初期，他们便处决了“求之无厌”的贪官彭山县令齐元振，并将其贪污所得散给贫民，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均贫富”的主张。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在攻打江原县时不幸中箭身亡。其妻弟李顺被推举为，继承领导起义。李顺并非单纯的军事，他进一步将“均贫富”的理念推向制度化实践。在转战过程中，他“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这种剥夺富民财产以赈济贫乏的政策，是对既有财产关系的猛烈冲击。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膨胀至数十万。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蜀地重镇成都，李顺在此，号“大蜀”，年号“应运”，并设置了从丞相到知州的完整官僚体系。

李顺政权存在时间虽短，但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颇具特色，可视为“均贫富”理念的初步政权化尝试。

措施领域详细内容历史记载/影响经济政策没收富民财物，赈济贫民“调发”富户余财，实现财富再分配。人才选拔擢用才能，存抚良善吸收有才识的士人参与政权建设。军事纪律号令严明，秋毫无犯与宋军初入蜀时的掠夺形成对比，赢得民心。政权建设置百官，铸“应运元宝”钱建立正式政权标志，尝试经济独立。

“大蜀”政权的建立震惊了北宋朝廷。宋太宗赵光义急遣亲信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率中心禁军精锐分两路入川镇压。由于起义军主力长期流动作战，缺乏稳固根据地，在成都保卫战中虽英勇抵挡，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淳化五年五月，成都陷落，李顺下落成谜（一说遇害，一说隐匿，多年后于广州）。余部在张余等人领导下转战川东，又坚持了近一年，至道元年（995年）最终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回响深远。首先，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农夫战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相较于前代农夫起义多侧重于反徭役、反暴政或带有宗教色彩，此次起义明确提出了经济平均主义的纲领性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贫富不均这一封建社会的根本症结，对后世的农夫反抗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世纪后，北宋末年方腊起义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更喊出“等贵贱，均贫富”，均可视为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其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在川峡地区的统治，迫使朝廷进行政策调整。宋太宗下诏废除成都“博买务”，并言：“当须改更，宜从宽简。”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当地百姓的盘剥。然而，北宋的“不抑兼并”国策并未改变，因此社会根本矛盾无法解决。起义也暴露了宋朝“强干弱枝”政策下地方武备废弛的弊端，促使朝廷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军事控制。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唐宋变革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唐宋之际，门阀士族衰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财富以新的形式向官僚、地主阶层集中，社会流动性加剧的同时，底层民众承受着更的剥削。起义正是这种新形态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其“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原始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民间实践性呼应，也成为了后世无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斗争的精神先导。尽管其平均主义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真正实现，但这份追求平等的精神遗产，已深深镌刻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