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农业南移

“苏湖熟，天下足”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谚语，它生动地概括了宋代江南地区特殊是苏州、湖州两地在农业发展上的核心地位。这一谚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经济现实判定，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而深远的“农业南移”过程——即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步向长江流域转移，最终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形成全国最富庶的粮仓。

早在东晋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资源。但真正使“苏湖熟，天下足”成为现实的是宋代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城市化加速、商品经济繁荣，粮食需求急剧上升，朝廷不得不依靠南方稳定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南宋建立后，由于北方被金人占据，朝廷财政重心南移，对江南地区的依靠进一步加深。于是，苏州、湖州作为太湖平原的核心地带，凭借其肥沃的水田、发达的水利系统和密集的圩田网络，迅速成为国家粮食供给的命脉。

苏州地处太湖之滨，土壤肥沃，气候暖和，相宜水稻种植；湖州则拥有广阔的圩田和平坦的河网地貌，浇灌便利，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两城不仅产量高，而且商品化程度高，粮食通过运河系统源源不断地输往临安（今杭州）、建康（今南京）乃至汴梁（今开封），保障了帝国中枢的运转。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仅苏州一地每年上缴的漕粮就达数百万石，占全国总漕粮的三分之一以上。

地区年份漕粮产量（万石）占全国比例苏州绍兴二十六年（1156）32034%湖州绍兴二十六年（1156）28030%扬州绍兴二十六年（1156）18019%镇江绍兴二十六年（1156）12013%合计绍兴二十六年（1156）900100%

值得注重的是，“苏湖熟”不仅仅是产量的问题，更体现的是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进步。宋代实行“圩田制度”，将湖泊沼泽围垦成良田，配合“稻麦轮作”技术，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政府设立“常平仓”、“义仓”等机构，调节粮价、赈济灾荒，保证粮食流通稳定。此外，民间也出现大量“粮商”、“漕帮”等专业性经济群体，推动粮食贸易专业化。

农业南移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几个要害阶段：

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北方战乱导致人口南迁，江南初步开发，但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粮食输出能力。

第二阶段：唐末五代（公元907—960）。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黄河中下游农业衰退，江淮一带开始承担部分漕运重任。

第三阶段：北宋中期至南宋（公元1060—1279）。这是“苏湖熟，天下足”的成型期。朝廷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推广优良稻种，使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粮食供应中央。

第四阶段：元明清时期（公元1279—1911）。虽然“苏湖熟”的主导地位被“江浙熟”取代，但其农业模式影响深远，奠定了江南地区持续富庶的基础。

农业南移的背后，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和技术体系的整体重构。例如，宋代出现了大量“佃农制”、“雇工制”，农夫不再完全依附于土地，而是形成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同时，水利工程如“苏松水利图”、“吴淞江疏浚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实施，使得太湖流域成为全国水利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此外，文化层面的变化也不容忽视。江南地区因经济繁荣催生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如苏州的“阊门”商业区、湖州的“南浔”丝绸业，均依托农业基础发展出庞大的手工业和服务业体系。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精细化和规模化。

进入近代以后，“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逐渐被打破。战役后，通商口岸开放，粮食出口转向国际市场；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工业化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民国时期战火连绵，江南农业遭受重创。然而，即便如此，“苏湖熟”的历史价值依然不可磨灭——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北实南虚”到“南实北虚”的根本性转变。

总结而言，“苏湖熟，天下足”不仅仅是一句俗谚，更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南移”现象的高度浓缩。它见证了人口迁移、技术革新、制度变革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经济奇迹，也预示着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所展现出的强盛韧性与适应力。今天，当我们回望太湖平原的稻浪翻涌，依然能感受到那句古老谚语所蕴含的历史深度与时代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