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利权运动兴

收回利权运动兴

“收回利权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群众运动，其核心诉求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侵蚀，主张通过政治、法律与社会力量争取国家对原本被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铁路、矿山、港口等要害基础设施的主权回归。这场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特殊是在辛亥革命后民族意识觉醒背景下达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重塑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历史节点。

“利权”一词源于《左传》中“利权之所在，人之所争也”，但在近代语境下特指国家经济资源、商业利益与主权归属。自战役以来，清政府在列强逼迫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不仅割地赔款，更答应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开矿、修路、通航，严峻削弱了国家经济自主权。到19世纪末，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铁路、三分之一的煤矿、半数以上的轮船运输业被外资掌控，民众痛感“利权外溢”，遂萌发收回呼声。

1895年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开放内地通商口岸并答应日本在华投资设厂，直接刺激海内知识界与工商阶层反思国家经济命运。1898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收回利权”概念，呼吁改革财政体制以抵制外资侵吞；梁启超则在《时务报》撰文强调：“利权即国权之基础”，首次将经济主权与国家独立相提并论。这一思想迅速传播，形成早期收回利权的思想启蒙。

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收回利权运动”始于1905年前后。当时全国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张謇、荣德生等民族资本家纷纷创办纺织、面粉、火柴企业，同时联合各界人士发起“拒用洋货”“抵制日货”运动。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召开“振兴实业大会”，决议设立“利权收回委员会”，专门收集海内外相关数据，向政府施压要求立法保护本国资产。

1910年，清政府被迫颁布《商律草案》，首次尝试从法律层面界定“利权归国”的原则，但因缺乏执行力而未能根本扭转局势。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民族资本与知识分子群体更加积极组织行动。1912年，上海商会联合全国各城市商会组成“全国商会联合会”，发布《利权收回宣言》，明确提出“凡属国家领土内之资源、交通、工业，皆应由国人自行经营”，震惊朝野。

1913年袁世凯执政初期曾试图推行“国有化政策”，但由于官僚腐败与外资压力，政策执行乏力。然而民间力量并未退却，1915年北京《申报》连载《利权失守录》，系统梳理列强攫取中国经济权益的历史，并呼吁全国动员。同年，广东、四川、江苏等地相继爆发“护利运动”，工人罢工、商人集会、学生游行交织成一股不可遏制的社会潮流。

最闻名的案例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山东胶州湾租借地问题引发全民关注。德国在一战后将青岛交还中国，但英美法等国趁机介入，意图分割山东利权。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全国，其中“外争主权”便包括收回胶济铁路、胶海关等经济主权。五四运动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此后，在北伐战役期间（1926-1928），国民政府陆续公布收回汉口英租界、天津意租界、广州英法租界等地的行政与经济治理权，标志着“收回利权”从理念走向制度实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公司条例》，规定所有中外合资企业必须经国家批准方可运营，初步建立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主导权。

虽然“收回利权”运动最终未能完全实现所有目标——许多矿区、港口仍把握在外国手中——但它极大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经济主权意识，促使国家逐步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关税制度与工业法规。更为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代民族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感，为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民主化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时间 事件 影响 1898年 康有为首次提出“收回利权”概念 奠定理论基础，引发知识分子讨论 1905年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利权收回委员会” 组织化运作开始，民间力量集结 1912年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布《利权收回宣言》 形成全国性共识，舆论支持激增 1919年 五四运动聚焦“外争主权”含利权 青年群体参与，运动达到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公司条例》 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国家经济主导权

尽管收回利权运动历经波折，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它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更是一次国家认同与民族尊严的集体表达。正如梁启超所言：“欲强国必先重利权，欲重利权必先立。”这场运动虽未彻底终结列强经济侵略，却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与制度雏形。

今日回顾“收回利权运动兴”，我们当铭记那些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实业家与普通民众。他们的呐喊与行动，铸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篇章——那是关于主权、尊严与发展的史诗，也是当代中国继承推进经济独立、科技自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