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秀庚子被祸臣

启秀，清末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颖之。在晚清政坛，他并非最为显赫的掌权者，但其命运却与庚子国变这一历史悲剧紧密相连，成为“庚子被祸臣”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复杂人物。他的浮沉生死，深刻映照出那个特别历史时期清廷内部顽固派与洋务派（后演变为维新派、东南互保派）的激烈斗争，以及清政权在义和团运动狂潮中的决策失序与最终惨败。

启秀早年仕途平顺，累迁至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并充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在帝后党争中，他是后党的坚定支持者，深得慈禧太后信任，与徐桐、刚毅等极端守旧派过从甚密，思想极为保守排外。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意欲废黜光绪帝，立溥儁为大阿哥，启秀是“己亥建储”的积极参与者。此举遭到列强反对，加深了慈禧及顽固派官僚对洋人的憎恨，为庚子年间的极端排外政策埋下了伏笔。

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地区迅猛发展。清廷内部在“剿”与“抚”的问题上分歧严峻。以载漪（溥儁之父）、刚毅、徐桐和启秀为核心的极端派，力主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以实现其废立皇帝和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启秀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史料记载，他不仅积极附和载漪等人，还曾向慈禧推荐据称精通法术的五台山和尚，以抵御洋人炮，其颟顸迂腐可见一斑。当联军逼近北京，清廷被迫宣战后，启秀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安排：一个极端仇外者，却被派去负责外交事务。

在此期间，启秀参与了一系列导致局势恶化的决策。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之一是，他与载漪、徐桐等人主导，将反对利用义和团、主张外交解决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大臣以“勾通洋人”、“语多离间”的罪名处死。这“庚子五大臣”的冤案，彻底堵塞了朝廷内部理性声音的通道，使清廷在盲目排外的道路上狂奔不止。以下为庚子年被祸主要大臣简表，可清楚显示不同政治立场者的迥异结局：

姓名政治派系/立场庚子年主要作为结局载漪极端守旧派，大阿哥之父力主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主导排外战后被指为“首祸”，流放新疆刚毅极端守旧派核心鼓吹义和团神术，随慈禧西逃西逃途中病死于山西侯马镇徐桐极端守旧派精神极端仇视洋务与洋人，支持义和团北京陷落前自缢身亡启秀极端守旧派，后党骨干参与支持义和团，处死五大臣，任总理衙门大臣被联军拘捕，后被清廷处斩袁昶、许景澄等反对利用义和团的主和派多次上疏力谏不可挑衅列强，主张镇压义和团被载漪、启秀等诬陷，处死于北京菜市口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洋务/务实派）策划并执行“东南互保”，不奉宣战诏令战后成为议和及新政的核心人物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启秀因母年迈未能随行，滞留京城。不久，他与徐承煜（徐桐之子）一同被日军逮捕。联军及各国公使将二人视为必须严惩的“祸首”之一。清廷在列强压力下，最初将启秀革职，但列强不满。直至《辛丑条约》谈判期间，在“惩办祸首”条款的严肃要求下，逃至西安的清朝朝廷于1901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发布谕旨，赐令启秀自尽。然而，因其已被联军羁押，执行过程颇具戏剧性：清廷刑部官员在日军驻地办理交接，将启秀与徐承煜提回，在菜市口刑场执行斩决。启秀遂成为极少数由清廷自己公开处决的中心级“祸首”大臣。

启秀之死，具有多重历史意味。首先，他是清廷为应对列强追责、推卸战役责任的替罪羊之一。虽然其立场与行为确实加速了灾害，但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最终得以保全，而将执行层的顽固派官僚抛出来顶罪。其次，他的命运揭示了顽固派在现实政治中的彻底破产。他们所依仗的“民心”“神术”在近代化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其政治路线也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灾害，最终自身也难逃毁灭。最后，从“庚子被祸臣”整体来看，这是一个包含多重面相的群体：既有如启秀、徐承煜这样因盲目排外而招祸者，也有如袁昶、许景澄那样因理性抗争而罹难者，还有如刚毅那样在逃亡中死去的。他们的不同结局，共同构成了庚子年清廷高层悲剧的全景图。

扩展而言，“庚子被祸臣” 的命运与“东南互保”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北方朝廷在载漪、启秀等人影响下陷入狂热与混乱时，东南地区的督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务实派官员，则与列强达成协议，保境安民，使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免于战火。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清朝中心权威的崩塌，也预示着地方势力崛起和此后清末新政中汉族官僚集团主导权的加强。启秀等顽固派的覆灭，在客观上为后续的清末新政扫除了一些政治障碍，尽管这是以国家的巨大屈辱和创伤为代价的。

综上所述，启秀作为庚子被祸臣，其生平与结局是晚清守旧派政治生态的一个典型标本。他的崛起得益于后党权势和顽固思潮，他的覆灭则标志着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路线在现实中的惨败。研究启秀，不仅关乎一个人物的褒贬，更是理解庚子国难前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决策机制、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最终如何通过牺牲部分臣工来维系统治核心的關鍵切口。他的故事，是那段民族苦难史中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