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倾轧四十年

唐代中后期，一场持续近四十年的政治斗争深刻影响了帝国的命运，史称牛李党争。这场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倾轧，始于宪宗朝，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直至宣宗即位方告平息。党争双方围绕政管理念、人事、边疆政策等核心议题激烈对抗，导致朝政反复动荡，成为中晚唐政治生态恶化的显著标志。

党争的根源可追溯至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制科案。当时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在对策中直言时弊，抨击宦官专权，深得考官赏识。宰相李吉裕（李德裕之父）却因言论触及自身而向宪诉，导致考官遭贬，牛僧孺等人长期不得升迁，由此结怨。此后，双方以科举取士与门荫入仕为分歧焦点：牛党多由科举晋身，主张广泛吸纳寒门；李党则强调公卿子弟认识政事，倾向门荫制度。这一分歧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的科举舞弊案中激化，李宗闵因请托被贬，牛李两派正式形成对立阵营。

文宗朝（827-840年）是党争白热化时期。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足见其烈度。双方在重大决策上针锋相对：

事件 时间 牛党立场 李党立场 结果 维州事件 831年 主张归还吐蕃降将以守"信义" 力主接纳降将以制吐蕃 文宗采纳牛党意见，送还降将 藩镇处置 829年 姑息李同捷叛乱 果断武力镇压 李党得势，平叛成功 宦官关联 835年 多依附宦官获取权位 主张抑制宦官干政 甘露之变后牛党借宦官反扑

牛党在维州事件中的妥协政策饱受后世诟病。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归唐，李德裕主张趁机经略河湟，而牛僧孺以"守信"为由迫使文宗归还城池及降卒，导致吐蕃尽戮降卒，唐廷错失战略良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此举为"弃信苟安"。

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李德裕拜相，李党迎来全盛期。他推行系列改革：抑制宦官监军权、裁汰冗官、平定泽潞刘稹叛乱，并发动会昌毁佛以扩充财源。此时牛党多遭贬斥，李宗闵卒于贬所，牛僧孺亦被外放。然而李德裕的强势作风埋下隐患，其与宦官集团矛盾加深，为日后覆败伏笔。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政局逆转。宣宗素恶李德裕，甫一即位即启用白敏中（牛党）为相，将李德裕一贬再贬，最终于大中三年（849年）卒于崖州。随着李党核心凋零，牛党成员全面掌控朝局。但此时党争已严峻损耗统治根基：

决策效率瘫痪：凡对方主张必加掣肘，如李德裕改革科举遭牛党废除 人才选拔失衡：用人唯党不唯才，寒门晋升通道受阻 宦官势力坐大：两党竞相勾结宦官，致神策军权柄日重

牛李党争本质上是士大夫集团内部分裂的集中爆发。陈寅恪指出其反映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后裔的矛盾，而胡如雷则强调新兴进士阶层与世族余绪的冲突。无论何种解读，这场跨越四十年的政治内耗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的裘甫起义，标志着唐末民变序幕拉开，而牛李党争余波未平，直至唐亡仍影响着士大夫的政治抉择。

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痛陈："牛李植党而亡唐……邪正不争而但以朋党相倾轧。"此论虽有过激之嫌，却道出党争对朝纲的致命伤害。这场夹杂着个人恩怨、政策分歧与权力博弈的斗争，终成中古政治史上一面警示后世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