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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失守街亭隘

2026-02-24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中,陈寿对马谡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那句致命的判语:“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这段记载,清楚勾勒出马谡其人:一个深受主帅赏识的杰出参谋人才,却被先主视为缺乏实战能力的“纸上谈兵”者。街亭之败的伏笔,早在刘备的警示中已然埋下。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经过多年预备,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此次战争初期势如破竹:“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曹魏朝廷大惊,魏明帝曹叡亲赴长安坐镇,派遣大将张郃率领精锐步骑迎击。诸葛亮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出其不意,直取陇右,切断关中与凉州的联系。而实现这一战略的要害,在于守住陇山道口的要隘——街亭,以阻挡曹魏援军,为蜀汉消化新得三郡争取时间。街亭,并非一座城池,而是一处具有战略价值的山地隘口。其具置历来有所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陇城镇一带,地处渭河支流清水河谷,是穿越陇山(六盘山南段)的重要通道之一。控制此地,便能扼住魏军从关中经陇山大道西援陇右的咽喉。

在选择街亭守将时,诸葛亮做出了一个令众将愕然的决定:舍弃魏延、吴懿等宿将,破格提拔自己十分器重的参军马谡为先锋,统领大军前往据守。这无疑是一场豪赌,赌的是马谡的才智能够转化为实战的胜利。然而,马谡到达街亭后,面对实际地形,却做出了与诸葛亮既定方案背道而驰的部署。诸葛亮“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根据《三国志》引注《襄阳记》等史料,马谡的主要失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他“舍水上山”,将主力部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山上,而非据守交通要道或筑垒于平川;其次,他可能过于自信,企图模拟韩信“背水一战”的经典战术,却忽略了己方部队的战斗力、士气与战场详细环境与当年的汉军有本质不同;最后,他未能妥善协调与副将王平的关系,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

张郃,这位曹魏的“五子良将”之一,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敏锐地捕获到马谡的致命失误。《三国志·张郃传》记载:“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张郃并未急于攻山,而是首先派兵切断了蜀军下山取水的通道。缺水导致的恐慌迅速在蜀军中蔓延,士气崩溃。张郐随即发动总攻,蜀军大败,士卒离散。唯有王平率领所部千余人,“鸣鼓自持”,渐渐而退,收拢败兵,得以全军而还。街亭失守,导致诸葛亮精心策划的北伐战争满盘皆输。陇右三郡得而复失,蜀军全线撤退,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战后,为严明军法,诸葛亮虽“挥泪”,仍不得不将马谡下狱处死,同时上表自贬三级,承担领导责任。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街亭之败,绝非马谡一人之过,它是蜀汉政权内外矛盾与战略局限的一次集中暴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蜀汉的人才困境。刘备夷陵之战惨败,导致蜀汉大量中生代将领与精锐士卒损失。至诸葛亮北伐时,面临“蜀中无大将”的窘境。赵云等老将年事已高,魏延虽勇但“性矜高”,与诸葛亮战略思想未必完全契合。在此背景下,诸葛亮启用自己悉心培养、理念相近的马谡,有其无奈与期望。下表简析了北伐初期蜀汉可用将领情况:

将领身份/特点北伐初期使用情况魏延宿将,汉中太守,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未担任先锋主将,后世有“子午谷奇谋”争议吴懿宿将,外戚,沉稳持重未担任先锋主将,后参与后续北伐赵云元老,五虎上将之一,年迈率偏师出箕谷为疑兵王平行伍出身,出身曹魏,实务型将领担任马谡副将马谡参谋型人才,深受诸葛亮赏识被破格任命为街亭前线主将

二、参谋与主将的角色错位。马谡是优秀的参谋,“献计平南”提出“攻心为上”之策,证实其具备战略眼光。但参谋工作与独当一面的战场指挥官所需素质截然不同。前者重在分析、谋划,后者则需要在巨大压力下临机决断、治理部队、稳定军心。马谡显然未能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三、战术与地形的误判。山地作战并非不可,但必须确保水源与退路。马谡“舍水上山”,自陷死地,犯了兵家大忌。这暴露出他缺乏实战经验,对战场基本生存法则的漠视,以及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化军事思想(试图复刻经典战例)。而张郃则凭借丰富经验,做出了最准确、最致命的针对性部署。

四、诸葛亮用人的责任。诸葛亮事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层将领的成长。他对马谡的偏爱,使其忽视了刘备的警告,也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将领的意见。将关乎全局的战略要地交付给一个毫无独立统军经验的人,诸葛亮作为最高决策者,难辞其咎。这也是他后来“自贬三等”并深刻检讨的原因。

街亭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马谡失守街亭”的故事却成为千古镜鉴。它深刻揭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人才选拔中实践经验的要害价值,以及战略决策中理性应如何平衡情感。对于蜀汉而言,此战不仅丧失了一次绝佳的扩张机会,更损耗了宝贵的兵力与时间窗口。此后,曹魏对陇西防务愈加重视,诸葛亮虽屡次北伐,却再难复制首次北伐初期的有利态势。马谡的悲剧,是个人的,是诸葛亮的,更是那个时代蜀汉政权先天不足与后天局限的缩影。它时刻提醒后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场上,任何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和对要害岗位的用人失察,都可能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