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献头助刺秦

在中国战国时代晚期的历史舞台上，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日益加快，而六国之中，不乏志士仁人奋起抗争，试图以非常手段扭转乾坤。樊於期献头助刺秦便是其中最为悲壮、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关联到荆轲刺秦王的闻名行动，更深刻反映了当时秦与六国之间激烈的政治军事矛盾，以及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抉择。

要深入理解樊於期为何会做出献出头颅的惊人决定，必须追溯其背景。樊於期原是秦国将领，但他在对赵国的战役中遭遇了重大失败。关于这场败绩，史料记载并不详尽，但可以推断其严峻性足以迫使樊於期叛逃。

事件要素相关史实樊於期身份秦国将领，曾率军攻赵。叛逃原因对赵作战失利，畏罪叛逃至燕国。秦国反应悬赏重金捉拿樊於期：“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投奔对象燕国太子丹，其时正在谋划抗秦之策。

太子丹的境遇同样布满悲剧色彩。他早年曾作为人质滞留秦国，亲身感受到秦王的傲慢与，归国后深知燕国无力与强秦正面抗衡，遂将希望寄托于刺杀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这一险招。他找到了当时闻名的侠士荆轲，委以刺秦的重任。然而，荆轲指出，要想接近戒备森严的秦王，必须预备两样能取信于对方的礼物：一是秦国急欲得到的燕国督亢之地图，二便是秦王悬赏捉拿的叛将樊於期的头颅。

荆轲深知此事之艰难，他亲自去见樊於期。这场对话布满了悲情与决绝。荆轲问樊於期：“秦王对待将军，可谓刻毒无比。您的父母宗族都害，如今又悬赏千金万户求购您的头颅，您打算怎么办？”樊於期闻言，仰天长叹，流着泪说：“我每每想到这些，就痛入骨髓，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荆轲于是将自己的刺杀计划和盘托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

樊於期的反应是决定性的。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表示：“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说罢，樊於期立即自刎。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荆轲的刺秦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一举动，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其长期积累的家仇国恨与绝望处境下的终极爆发。他的人头，成为了荆轲觐见秦王最有效的“通行证”。

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着樊於期的头颅和藏有匕首的督亢地图，前往秦国都城咸阳。在庄重而戒备森严的咸阳宫中，荆轲成功地将地图呈献给秦王。图穷匕见之际，荆轲抓起匕首刺向秦王，然而最终功败垂成，荆轲。这场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

刺秦行动要害环节结果与影响献上樊於期头颅成功取得秦王信任，获得近距离觐见机会。图穷匕见刺杀行动展开，但荆轲未能击中关键。秦王绕柱而走侍卫未得诏令不敢上殿，场面一度混乱。荆轲刺杀行动彻底失败。秦国报复秦王大怒，加速攻燕，数年后燕国灭亡。

樊於期献头这一事件，历来是史家与文人议论的焦点。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具体记载了此事，对其持一定的同情与惊叹态度，着重刻画了樊於期的悲壮与荆轲的侠义。然而，从政治现实的角度看，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樊於期作为败军之将，不能忍辱负重以求将来，反而容易牺牲性命，其行虽壮，其智未允。而太子丹作为主谋，寄希望于一次侥幸的刺杀来拯救国家危亡，也非明智之策。

这一事件的影响是深远且残酷的。刺秦失败后，秦王政的怒火迅速倾泻到燕国身上。秦军加速攻燕，并于公元前226年攻破燕都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被迫逃往辽东。最终，为了暂缓秦军的攻势，燕王喜竟听信代王嘉之计，杀太子丹以其头献秦，企图求和。这一幕与之前樊於期献头形成了残酷的呼应，然而这并没能拯救燕国的命运，数年后，燕国彻底灭亡。樊於期与太子丹的牺牲，最终都未能阻挡秦国统一的铁骑。

综上所述，樊於期献头助刺秦是一个交织着个人复仇、政治暗杀与国家存亡的复杂悲剧。樊於期的决绝，源于他对秦国的深仇大恨和自身的绝境；太子丹的谋划，体现了弱国对抗强权的无奈选择；而荆轲的行动，则是侠士精神在历史要害时刻的绽放。尽秦行动本身失败了，但樊於期、荆轲、太子丹等人所展现出的不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却超越了成败，成为中华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被后世传颂。这一事件不仅为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勇气、牺牲与命运的无尽思索。